【转贴】原载于《重庆艺苑》2017年冬季刊本：
“三书学人”董味甘

箫子 文

一、三书呆子 领军人物

说起董味甘，看起来很普通、很平凡，忠厚长者，邻家老丈一个。谁知这位耄耋老人，恂恂儒雅，德高望重，一生的头衔可不少，学者、专家、教授、诗人、辞赋家，而且还得冠以名扬中外的泰斗级的人物才行。

他为人很忠厚，待人也很诚恳，作为后生晚辈，要想了解他却也不大容易。他是够忙的了，既要照顾病残的老伴，还要完成组织或别人请托的写作任务，可他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觉得乐在其中，说是“内外兼修、体脑结合”。他哪有时间来闲聊自己的过去？只有老同学来了，老朋友来了，故友重逢，知音再遇，酒酣耳热，共叙当年，话匣子打开了，他的峥嵘头角也才会偶尔露了出来。

大家知道他别号味庐主人，那是他退休以后的事，很少有人知道他先前另有称谓：“三书呆子”。原来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就只干了三件事：读书、教书、写书，不免有点迂腐。他不但自题：“寒儒本色不离书，且喜安之若素。”还曾经这样自嘲：“眉山出过三苏学士，我们荣县只是出了个‘三书呆子’。” 有人觉得“呆子”过头了，改为“三书老人”又嫌还不太老，改称“三书能人”或“奇人”、“达人”的都有，他却说过奖了，读也好、教也好、写也好，都离不开学，客观点，就叫“三书学人”算了。但又有点自吹的嫌疑，慢慢地就不用了。只是我觉得这还挺合适他的，就叫学人也不为过。因为三者兼备的人虽然不少，但要像他那样都能大有成就的，可就真如凤毛麟角、不大好找了。

读书，人人都会，可是他却能够从“博闻强记”到“融会贯通”，而且更进一步，“推陈出新”，有所开拓，作出了令人惊奇的贡献，获得了令人夸赞的成就。

读得杂、记得牢、用得活。就是他一生读书的特点所在。

读得杂，就是涉猎的范围广，他自己也承认：课内的要读，课外的也要读；有关专业的当然要读，与专业无关的、只要他感兴趣的也读。他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据他讲，他不喜欢数字，只是喜欢文字，从开始认字的时候就开始了。发蒙前，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老人抱他上街去学着认招牌上的字了。

杂，对他来讲，意味着国学的底子深，新学的范围广。他入学时的荣县，僻处川南，虽然有吴玉章这样的革命先驱，创立的革命军政府，比武昌起义还早了一年，但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还不很大，传统文化依然根基牢固。他记得从读初中开始，国文教材都由老师选讲，任课的往往是前清的秀才，甚至还有詹特民这样的举人。整个中学阶段，一篇白话文都没有。解放前的川大，中文系就是块响当当的招牌，抗战时期，古典文学的大师名家云集于此。林山腴先生教《楚辞》，殷孟伦先生教《礼记》，赵少咸先生教《文字音韵学》，曾宇康先生教《左传》、《论孟》，向仙乔先生教《唐宋文》，就连后来声名卓著的王利器先生、杨明照先生，当时也还只是助教。如此壮观的师资队伍，当真可以说是盛极一时。到晚年了，他还记得吴宓先生教《中国文学史》，开篇就是：“书契之作俶落包羲俯察仰观四言斯肇”，连标点都没有。“嗟予味庐，一介寒儒，历经忧患，囿于诗书。”这样的“夫子自道”，想想他埋首旧书堆里不谙世事的样子，要想不成为书呆子，实在是太困难了。

幸运的是，他没有成为又一个“孔乙己”，这就好在及时得到解放了。新时代、新教材，新的文学作品，新的工作需要，逼着他从头再来，重新学起，首先从吃透教材下手，每期选定难点集中突击，从单篇到全集，一家一家地啃，不断加宽加深。三年光景，现代当代的名家作品、包括有关评论，就基本做到了一览无遗，满足工作需要，已是绰绰有余的了。

有人说他“博古通今”，他却认为自己还做得很不够，嘲笑自己：“说什么‘学贯中西，才兼文武，’‘半吊子’而已！”

记得牢，读了就记得。他的记忆力的确非比寻常，被称为“背功特别好的人”，一辈子教书讲课，“不看书来不看稿，何人敢比背功高！”

董老的“背功”，天下闻名，人们叹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却很少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说天赋，过目不忘，的确也有一些，他却不以为然。自认为后天的努力更为重要。别看他身体还不错，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缺乏营养，体虚瘦弱，却因此养成了好静的习惯。大热天气，和同学们下河游泳，水才淹过脚背，就禁不住冷得发抖，只好坐在树荫下看小说，给同学们守衣服。晚上，一盏桐油灯下，他妈妈用纺车把棉花纺成棉线，他得把线从纺锤上绕到竹架上成线把，一边挽线，一边看书。读高中时，他已成了高度近视，第一次配眼镜，就是八百度。毕业时，竟翻了倍。读书读到连眼睛都不顾了，你说他呆也不呆？

照他的说法，什么都是逼出来的，背功也不例外。小学时，要背跨门书，放学前，要把当天讲的课文背诵后才准回家，他总是第一个跨出校门。“背书”

，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家贫，要节省书本费，只好先借人家课本抄写，先行背诵。开学时先生怪他没有课本，他却让先生随便抽背课文，结果篇篇一字不错。那时，得第一名可以免学费，他年年争得头名，自然累坏了眼睛。从教之后，为了不让学生笑话自己要贴近书本才能看清文字，他依然只能事先把文章背熟才上课，那些长达万言的佳作，当然需要多下工夫。四十多年的教学，董老坚持作到了脱稿讲学，其惊人的刻苦、踏实精神人人佩服、好评如潮。即便到1996年，重庆电视台开辟《重庆掌故》栏目，八十多岁高龄的董老也依旧是两手空空上镜，一次性录制完脱稿讲解的一整集电视节目。2017年5月，原重庆市教委主任、现重庆市高教协会主任欧可平到味庐探望他，他老人家依旧能够准确背诵当初扬名全国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他亲手创作的赋作。别以为他喜欢自夸，这只是他自得其乐还想与人分享的表现，当然，又一次露出了他的书呆子气。

尽管如此，他总是告诫别人：“背功不稀奇，只要肯专心！”而且还要郑重其事地交代：“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用得活，能够学以致用，是他最突出的表现，读书时就露出苗头来了。他文思敏捷，作文了，两节课，搞得慢的一篇都写不完，他最多时可以写成三篇，除自己的外，还帮同学写一到两篇，而且不同样，让老师看不出来。他初中时写过的作文，题目就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说”。老同学来了，谈高兴了，他竟把自己写的背诵起来：“狸缩其身，将有所取也；虎卑其势，将有所击也。勾践臣于夫差，卒得沼吴；荀息遗璧假道，卒灭虞虢。老子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旨哉斯言！钓得鱼，罗得鸟。夫鱼潜于深渊，鸟翔于云际，其势非不远于死也，然而不免者，以香饵媒介为之也。——”看他自我陶醉的样子，根本不管别人是否听得懂，也不管自己是否真正了解“无欲”“无为”的至道，书呆子的本来面目，展露无遗。可是那时的他还不到十四岁，能够把读过的材料，运用得如此灵活，确也实在难得。考取川大中文系，他是荣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国多私勇者其乓弱吏多私治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说”，一道作文题，难倒了多少考生！一万六千多人报名。二十五人上榜，那才真个是“出人头地”。读川大了，杜仲陵先生教《文选》，黄稚荃先生教《诗选》，佘雪曼先生教《词选》，这三门可是还要学生动笔做窗课的。老同学来了，酒酣耳热之际，谈到往事，不免回忆老李仁兄写白话文，杜老师下批：“幼读诗书，长而无所用。”当然，也还要讲老师肯定他的评语：既是“词境幽峭可诵”，又是“情韵婉转，颇似震川，岂其事之足以起其文耶！” 原来荣中的同班同学，愿意留在成都复读争取再考的，都来找他补习古文，刚进大学的他，也就开始被戏称为董老师了。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工作中的活学活用。在内江，就有人说他的讲课像赋体，抉幽发微，旁征博引，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在重庆，有人感叹：别个讲来干巴巴地，苦于找不到活说，董老师讲起来，却左右逢源，滔滔不绝，条理分明，头头是道。就是在荣县中学，连续三年，高考试卷检查，他教的学生语文成绩都在80分以上，名列川省前茅，这才被调到内江师专去的。说也奇怪，最后放下教鞭时，教的自考新闻班，学员连小学程度的也有，参加统一命题考试的结果，却是全部及格，真可以说是奇迹的了。为此，他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关门弟子满堂红》。

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竟从学以致用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不少名堂。教语文教学法时，他认为光讲文章写得好不行，还得讲这个好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总结出了阅读教学的“三字经”，包括“剖结构、辨语言、探特色、见精神”等在内，每一项又是一组三字经。还有“八字诀”，即“生熟、难易、虚实、常变”的转化关系，要求是“生者熟之，熟者生之：难者易之，易者难之；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常者变之，变者常之”。后来写成“语文教学辩证法初探”，刊在《南充师院学报》。本来是自我进修的点滴心得，却被他提炼到了客观规律的高度。“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的“点、面、线、体”法，从“理解到悟透”、从“吸收到应用”的“懂、透、化”的阅读三字诀，都是他学习实践中悟出来的经验教训。通过比较研究，在学习中求领悟，在实践中去验证。还说阅读教学无非就是把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传递给学生，当然，最好是提升到理论高度上去。他也没想到，就是这样撞开了阅读学、写作学的大门，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崭新天地。

他到底是老师，只要向他讨教，他总会倾囊相授。怎样才用得活？“善悟”是关键。“悟性比记性更重要、更管用。记性只是重复别人，悟性才能化为己有。”“要善于发现问题才能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入门的第一要义就是培养对语言文字的敏感能力。”

给中学老师辅导讲鲁迅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刚一开篇，两个问题就启示门道了。“现在早已连房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为什么不直接说卖给姓朱的呢？“

其间似乎确凿只有些野草，”似乎、确凿，有没有矛盾？为什么要用在一起？许多教了十多遍的教研组长都为之瞠目结舌，答不出来。类似的还多着呢。鲁迅的《药》：“老栓，你运气，就是运气了你！”“运气了你”，通吗？他就是这样启发同行，非重视培养语言的敏感能力不可。又如毛主席《蝶恋花 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哪怕只有七个字，其中语言特色就足以耐人寻味。他就引导从“‘我、君’齐举，‘失’字重现；‘杨、柳’并称，‘骄’字突出”着手，由表及里，融入意境。这样一来，还会愁什么没有讲的吗！一句“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打不死还活着”，一般人讲不出什么来。董老却从“打”与“打不死”中剖析出镇压与反抗、乃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吴清华要反抗，“四次抓回五次逃，一心只想把仇报”，南霸天要镇压，“给我往死里打！”“看是我的鞭子硬，还是你的骨头硬！”从原著情节入手，抓着典型意义不放，处处引用原著，说明为什么一个要逃，一个要打，意味着反抗与镇压的必然如此。再进而紧扣打不打得死所赋予的典型意义，归根到底，如果鞭子硬得过骨头，就是镇压可以成功；鞭子硬不过骨头，就说明镇压必然失败；有压迫就有反抗，打不死的抗争精神在此凝结成了吴清华这个文学典型，数千年被奴隶被压迫的反抗怒火与激情也高度浓缩在这短短的一句台词中。其中包含的社会背景、人物情绪、志气、秉性、觉悟等等，这一句通常会被人一带而过的唱词，董老解析了足足45分钟。讲完时掌声雷动、全场鼎沸。

类似这样的佳话，在他讲过的地方确实流传不少。在内江，他还讲过杜甫的《春望》，是面向全校师生员工的文学欣赏的讲座。他先从人们对春天的向往入手，自然的、社会的，融化在一起。很快转入正题，描述杜甫囚居长安的感受，从战乱前后的情景展开对比描述，全是引用杜甫的诗作，据说有两百多首，如“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对照“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如“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对照“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过都市。”每一次都环顾骊山悄悄地望，渭水默默地流，把河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意境越展越宽，越积越厚，巧妙灵活地把“国破山河在”的沉郁悲凉尽情渲染，和盘托出。就这样步步引人入胜。全部描述完了，水到渠成，才完整地朗诵原诗全文。最后，还引用鲁迅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说明旧时代的文人没有“春天”，只有新时代的文人才真正拥有了明媚的春天。如此富有新意的讲课，当然又赢得了满堂喝采，轰动一时。像他这样不拘一格，善于创新的老师，的确难能可贵，不可多得。为什么外省外地的也要请他去讲，为什么那么多的数学老师也要来听他讲，甚至就像我的一个同事那样，因此改行教语文了，答案不是已经明摆在那儿了吗！

现在还有人向他请教，他好象也感到遗憾，好记性到底不及烂笔头，当时只有提纲，内容全靠临场发挥，随着任务的不断更替，脑海里留下的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不管用了。只能埋怨自己竟成了猴子扳包谷，丢的太多、太可惜了。

用得活的结果，使他成为全国写作、阅读两大学科的领军人物。

二、勇于开拓 带头创新

至于教书，那是他一生的职业，值得称道的他不仅是教书的大匠，也不愧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首先说到育人，当然就得以身作则，董味甘做得怎么样，不用多说，《中国教育报》上载过学员的反映：“不求索取，但求奉献”；《语花报》《教育周报》上也称赞他“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虽是一斑，可窥全豹。他爱护学生，学生也爱戴他。他住单身宿舍时，晚上，总不断地有学生上门求教，多的时候，一屋都塞满了人。学生拥戴他，在日记中、在作文中，称他是“爸爸”“妈妈”的都有。学校搞小四清时，他反对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认为学生是通过了政审才进来的，是教育对象，不是阶级敌人。于是，批他是“抱鸡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加上“把自己的威信凌架于党之上”，“学生只知道有董老师，不知道有党支部”之类的罪名，弄到校办农场去劳动改造。这也可以说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他在学生中的崇高威信。不，应该说是德望！

当重庆师院40周年大庆时，有校友在大会上发言，说到在就职单位里和其他大学毕业的同事竞比母校时，其他方面比不过了，竞会抛出撒手锏：“你们总没有董味甘这样的老师！”被质询者的老伴问他高不高兴，他装糊涂了：“真的吗？我打瞌睡了，没听见！”

董味甘80岁时，荣中的校友从全国各地赶来重庆，第一件事，就是为董老祝寿。都是70岁上下的退休人员了，50年不通音讯的了，青春分手，白发重逢，还录像留念，令董老十分感动：“这是真的！金杯银杯不如心碑口碑！”他还感慨良深：“怎么越是卓有成就、能成大器的，越是感戴恩师，真奇怪！”

教书的工作自然也有轻有重、有难有易，他呢，只和难的、重的打交道。写作要批改作文，函授要四处奔波，新课要从头摸索，一般教师难免都会有所趋避，他可不同，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叫干啥就干啥。退休了，学院[给了他一个三等奖，理由是他开的新课特别多，十二门？他也记不清，反正，一开新课，准是他先上阵，往往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像《政论文选讲》《鲁迅杂文选讲》《革命样板戏选》《毛泽东诗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选》，还有《阅读学》《秘书学》《新闻学》《应用文写作》，诸如此类，难以悉举。反正政治挂帅，形势逼人，文革要发动了，《毛泽东新词二首》发表了，四人帮并被粉碎了，鲁迅的《三月的租界》重新见报了，领导决定都得及时给函授学员、部队甚至地方三级干部讲解，不消说，都是派他立马上阵。不管说他是“万金油”也好，“打杂工”也好。“救火队员”也好，他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有用就好！”“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该干就干，要干就要干好。”反正“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而且，必然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了。呆乎不呆，这就很难说了！

说起奔波劳累，那是不争的事实。近从主城地区，远到城口、秀山，更不用说从省内到省外了。反正一年四季，都不停息，甚至因为大雪封山，差点赶不上回重庆过春节。问他苦不苦，累不累，他只说“习惯了，没有什么。”哪知他正为一路掌声感到心满意足，悄悄地在诗里透露了消息：“难堪到处欢呼起，笑指先生重庆来。”这样教书成癖，乐在其中，经师人师，兼而有之，还能说他只是个书呆子吗！

那时，搞函授，的确相当艰苦，“客舍惊呼多蚤虱”、“苦酒苕香榨菜皮”，就是招待客人，也只能如此。“借电生风风不凉”、“未眠又报举风帆”，风尘仆仆，无分寒暑，每到假期，更是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尽管“加班加点，不加工资”，可他却有求必应，自讨苦吃。学员太多了，争座位打起架来，他赶紧调停，为他们分别讲解，工作量当然就翻了倍。有时，安排不过来，白天上下午讲了，晚上还得加班，直到次日凌晨，还要星夜兼程，赶赴下一站去。够苦的了，他却不以为意。甚至别人出师不利，把课讲砸了，领导派他去救场，他也毫不犹豫，“打起背包就出发”，而且马到功成，载誉而归。就算是“站着走出去，躺着抬回来”，他也乐在其中。只要有工作干，总比百无聊赖的好得多，何况还有获得成功的喜悦呢！呆不呆，这就有点说不清楚了。

搞函授，他成了“一面响锣”；讲公开课，全国21所高校同行在座，他竟然一鸣惊人，非同凡响，奏出了终生难忘的最响亮、最高昂、最雄壮的华美乐章！

董老讲学最经典的当属1979年十省二十一所高校写作会议在南充师院举行的观摩教学，头一天晚上南充师院内有三家邀请董老饮酒，喝到凌晨两点过，看他一瓶五粮液下肚后还和武汉大学周姬昌、江西沈世豪等通宵长谈，友人曾担心他天明不适合再登讲台。湖南师大张会恩教授看他只拿一杯浓茶上台，连忙递上课本，董老一笑推开，张口讲解一万多字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竟然连标点符号都不曾错。而且随课文情景的张弛起伏，他的讲析也是抑扬顿挫、扣人心弦，把一场感天动地的生命大营救全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刚经历文革长达十年的停课、恢复高考才两年的师生，猛然听到如此生动、精彩的讲学，那种渴求知识、恰逢甘露的心情使得来自全国的高校同事和听课学生在宣布课间休息时跳起来热烈鼓掌，踊跃欢呼，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内雷鸣般的掌声从未停息，不少人激动得把手掌都拍痛了！西南师院（现西南师大）傅德岷教授说董老此举“威震全国”！接着邀请他到西南师院再讲了一次。当时的西南师院院长、诗人方敬赞誉说，董味甘不愧是“西南写作一枝花”。广西师院院长沈华岱称“这应该称为董氏教学法”。至少，从那时候起，全国高校同行对董老的佩服便已经确认无疑，当时还属于二三类学校的重庆师院中文系的董味甘，随即被推举为全国写作学会筹备组组长。从此开始，他就成为全国“振兴写作学科的带头人”。

一般认为写作、阅读这些基础学科像豆芽一样，小菜一碟，无足轻重，而且吃力不讨好，单是改作文，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的了。教写作也好象没有专长似的，只是青年教师谋求进取的初级台阶。可是他却服从安排，不但安心工作，而且潜心研究，从文章的静态分析到行文的动态研究，更从写作的主体探索发展到写作过程的全面探讨，包括主体、客体、载体、介体、受体的“五体投递”。难得的是，他不只是独善其身，而是依靠整个教研组甚至从西南到全国，团结同行，共同努力。

也许是时势造英雄吧，当高校刚开始复课时，国内对待写作课，分成了取消、过渡和坚持三大派。由于北大、清华首先取消了写作，在国内当然造成了影响；有的想等等看，成了暂时保留、待机过渡的拥护者；反而在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师范院校成了坚持写作教学的中坚力量。南充的公开教学活动，其所以有21

所院校参加，正是为了共同探寻写作走向的一次成功的尝试。高校的写作，不能是中学语文的重复或延伸，可到底该怎么搞，大家还在摸索。董老的这次讲课，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正好适应了坚持派的迫切需要。顺理成章，他也就成了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而他也不负众望，甘愿充当“引火柴”。于是带领筹备小组的成员奔走呼号，串连发动，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中国写作学会。又得到邓颖超同志的题词：“振兴写作学科，为建设四化服务”，而且创办了《写作》杂志，举办了“全国首届写作助教进修班”，并接受教育部师资培训中心的聘请，主讲《写作原理》，成为学员最欢迎的老师之一。深圳年会上，他带头发出号召：“革新方法论，向边缘地区进军！”应声如潮，成为八十年代初期《写作》讨论的主题，有力地推动了写作学科现代化、科学化的进程。西安年会时，他还主持了评奖活动，不负广大会员“十载辛勤结硕果”的厚望。同行与会的欧阳宏生（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高级记者，全国首届"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先后在地方、中央媒体从事采编、管理和研究工作）看到他在会上会下到处受到拥戴的热烈情况，有如众星捧月，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生如此，不白活了！”可他总是不忘别人的贡献。托曾健戎给复任的文化部长陈荒煤写过信，他就写诗铭记：“勿忘功臣有健戎。” 特别是武大周姬昌教授（那时还是讲师，曾和周扬同在批判胡风办公室里呆了半年）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请吴伯箫、臧克家作会长，也都是来自周扬的建议。可是这位干事的周姬昌也经常受到“排挤”“打击”，董老总是为他耐心解说、出面承担责任。当重师领导认为无力承担主会办刊时，董老就力主交给武大，并和武大的刘道一校长谈判成功，使学会经费和办刊人员完全得到保证。事实摆在那儿，谁也不能否认，在董老任职的时期内，该会最有生气、最有成就。看来，这又应该是“英雄造时势”了。

大潮掀起，必有后浪，继之而来的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全国语文学习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以及西南四川重庆地区的写作学会，秘书学会相继建立，毫无例外都推选他作会长，真是百鸟朝凰，众望所归。而他在写作学科之外最有价值的贡献，当然要数阅读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了。是他，和教研室的同人一道，破天荒地把现代阅读学开拓出来，与写作学相辅相成，从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阅读现代化、科学化的高潮。他主编的《阅读学》，在全国首开先河，在系统发掘、整理传统论见的基础上，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加以分析研究，成为相对独立的完整学科，与写作学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此风一开，立即风生水起，同样，在八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出现了一个研究阅读现代化科学化的高潮。而且推动了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与国际阅读学会接轨互动。不过董老却认为那是在他主动卸任之后的事，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头上来。

向来不受重视的“豆芽”学科，竟能登上大雅之堂，令人刮目相看。一个普通师院的教授，竟能叱吒风云，成为全国性的领军人物；一个普通师院的写作教研室，同时出现了四位教授，在当时的国内，也是独一无二、首屈一指的，说是奇迹，也不为过。说他是能人、奇人。何尝不可！

难得的是他认定的人生信念，人是要干事的，把事干成了就行，别的用不着去瞎操心。所以，他才会“咬定山根不放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有人选上了全国学会的理事，都要敲锣打鼓贴喜报，他成了全国学会的头儿，却闷声不响；有人笑他“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诗回答：“更愿花香遍八荒！”要问他为什么，“工作嘛，不搞好怎么行？”大家这样“抬举”他，他很感动，领军人物啊，责任重大，只好尽力而为。但只要学会办起来了，工作开展起来了，后继有人了，他就急流勇退了。大家挽留他，他说老实话，毕竟家累太重，自顾不暇，“虚名浪得亦何颜！”这就是董味甘，才堪大用，德足服人，如此胸襟气度，无怪其在同行中的声望长期传颂不衰了。

他有盘光碟《伊洛文章秋水魂》，撰文者也姓董，武汉市的大学教授，也是教写作的，退休了来重庆探亲，为了见见董老，专程登门拜望，然后制成碟子来送礼。素不相识的人，对他竟然如此敬仰，这下当然不只感动一番了。前年首发式上，随书附赠的就有这盘碟子，可见董老是如何重视它的了。

难掩龙钟老态的他，今年92岁了。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一口浓浓的乡音，难免令人会联想到他从偏远穷乡到扬名全国的原因。他承认自己不善交游，但却珍惜情谊。在《董味甘诗词歌赋选》的《附录》中可见一斑。同时，也是他同行者的见证。青海省作家王立道1992年在青海文联刊物《群文天地》撰文说：“董教授讲学从来不拿讲义，引诗摘句据典不误，循章讲解如流，声情俱茂，听者入迷，号称西南‘讲家’。他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讲学四十年，早成学界名流。其躯魁伟，其貌出众，年过花甲而不减男子伟岸。”中国作协江西会员沈世豪在《山城灯火》一文中描述董老讲课说：“

听课的人们，一忽儿凝神屏息，如入幽谷，寂然无声；一忽儿笑脸绽开，如清风拂来，万树争春。人们的思想随着董老师那韵味浓重的四川口音，渐渐融进一个精妙无比的境界。听这样的课，不仅增长知识，而且是美的熏陶，艺术的享受”。

那么，从来没有听过董老讲学的人会佩服他吗？那只需要阅读他的文章：董老笔下那份浓浓的文学韵味，无论在传统和当代文学作品的剖析中都令人陶醉。这在《散文名作欣赏》、《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等董老的文笔中随处可见。青海作家王立道入川，在成渝路火车上听到广播中的配乐散文《〈荷塘月色〉赏析》，很为感动。还介绍这趟车的列车长赶到重庆师院专程拜访董老。

像董老这样的人，能说他是书呆子吗？可是，别看他干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处理个人生活问题却茫然无措。别人说什么他都信，买东西不讨价，收钱币不点数，总说世上总是好人多。应该说，他的书呆子气确实是有的，主要就是“拙于谋己”，不会给自己打算盘。工作调动的时候，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服从安排，同时明明白白地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有需要尽管提出来，组织上可以尽量满足。他只是很感动，却不好意思说出来，总以为组织上会妥善安排的。因为陆定一同志讲过：教师一定要全心全意搞好工作，不要有后顾之忧，组织会给你解决的（大意）。结果一家五口，一个右派，两个知青，一个在工宣队，分居五处，苦敖了二十多年。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隐痛。他总觉得是自己不好，对不起家人，对家人的埋怨责怪，他总是忍气吞声，“自作自受”。可他并没有意气消沉，何以解忧？唯有工作！真是难以理解，书呆子也竟成了豁达人、工作狂了！

到了重师以后，也有人打抱不平，说学校对他不公，他苦笑着回答：“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又如：到现在，重师老教师中还只有一套老房房子的，恐怕也只有他了。大门口、大学城，新房子修起了，他都有资格买。可他呢，却说“低工资领薪，高价格买房，买不起。”更主要的是“老伴脑梗，钱得留给她用。”“老房子哪点不好，够住就行了。”可是老房子没有电梯，老伴下不了楼了，他只能叹气而已。这个书呆子，连卖指标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呆气十足。

三、擂鼓催春，晚成硕果

董老写书，特点很鲜明：不但品类繁多，而且质量上乘；全是遵命而作，都能为世所用。

论其品类，大致有三。一类是学科建设的，多是在任教期间由其担任主编及参与撰稿修订的，如《散文名著欣赏》《应用写作》《普通写作学》《阅读学》《秘书理论与实践》，不但获奖，还被选为西南地区高校文科教材。像《写作知识》《应用写作》，发行量都在百万册以上，早已越出了学校的范围，及时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可惜现在对他来说，这些已是昨日黄花，只能存作纪念了。

还有两类，则都是退休以后写的了。其中一类完全属于文学创作的，代表董老创作的最高成就。

2015年五月一日，《董味甘诗词歌赋选》首发式暨生日宴会高朋满座，董老却不过友人的盛情，自掏腰包，不收贺礼，来者逾两百人。有人叹服，“九十岁的老人了，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朋友！难得难得！”有人感慨，“盛况空前！重庆诗词界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

这套201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董味甘诗词歌赋选》总计766千字，作者时年89岁。很少有人知悉，这四卷记载作者古典诗词歌赋的文字，都是高度近视的董老本人以每分钟几个字的速度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出来、自行初步编排的。而在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重庆园博园、重庆大学A区及虎溪校区、重庆师大虎溪校门及图书馆、江北区大石坝、沙坪坝陈家桥、璧山区等地，现在还得加上贵州道真北边的中国傩城，董老的相关赋作都变成了大理石碑刻，数量总计在两百块以上。其中《重庆赋》即有著名书法家屈趁斯、陈培厚、以及伍子玉等所书以及篆体、玉簪体等碑刻十二套，双城赋七套。单是璧山粹雕园里近500块石碑之中，半数左右都是他的作品。当今出书不难，难得有人愿意刻石传载，仅此亦可足见董老赋作之口碑。

董老本来是“高人先学品，君子重令名。辞赋雕虫技，平生意所轻”的，可他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勒马回缰写旧诗”，而且“一发而不可收”，竟成了一代名家。他是退休以后、特别是入文史馆以后，与国内外友人嘤鸣酬答，遵命而为，不得不尔。诗坛，从此成为他的用武之地。

诗词界中有人怕写“三应”诗，应时、应景、应酬之作，也的确容易使人望而却步。党庆、国庆、送腊、迎春，年年都有，要写出新意，实在也难。新事物层出不穷，新科技应接不暇，要以简驭繁，纳入诗词，谈何容易！董老却是知难而上，乐此不疲。单是党庆，国庆，把前前后后的汇集起来，够出单行本了。

董老认定：“秉承传统的诗教，为时而作，为事而作，修为到家了，何施而不可！”《欢迎日本友人》：“汉诗吟处海澄波，迎来东瀛佳客多。长愿春风吹艺苑，同心高唱太平歌。”

这应该是董老和国际友人唱和的处女作，表达的是对和平友好的衷心愿望和热烈追求。证明汉诗完全可以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他还直言不讳：“就是直截了当地说凭借汉诗来发挥统战作用，有何不可！”当然，这就要看写不写得好了。在他看来，和日本、韩国的诗人彼此唱和，和美国、法国、新加坡等海外华人行歌相答，这种文化交流，有百利而无一害。近几年，他参加两岸诗人的民间互动，《两岸诗星共月圆》，一次台湾游，成诗59首。和参与评注连横、马鹤凌诗词一样，是对文化台独的正面回击。

所以他对待唱和之作，并不排斥，还说不要以为都是相互吹捧而已。“谁似味庐吟咏痴，逢人说项不寻疵。”因为，“推敲省识诗囚苦，善体灵心察巧思。”他竟是这样感同身受地体会创作的不易，尊重别人的成果。董老襟怀坦荡，待人真诚，与人为善，在圈子中也是出了名的。声应气求，势所必然。何况还得“夸而不诬”、“夸而有节”呢！要说有诗为证，举不胜举，姑示一例。

《喜闻人工降雨赋赠龚老灿光》：“铁骨铮铮直道成，挺身敢发不平鸣。中肠到老依然热，奋作惊天动地声。”“百炼精钢铸此身，襟怀坦荡净无尘。冲天一吼风雷动，唤下甘霖济世人。”诗后注云：“龚老，盟员，重庆师范学院写作教研室同事，刚直敢言，有‘大炮’之誉，时年八十。”构思之巧，不用说了，“美其所当美”，不也是恰到好处吗？

董老写正面的占多，不怕别人说他歌功颂德，甚至还说“我就是‘歌德’派”。他认为“美”和“刺”不可偏废。就象演戏，演好反面人物，容易；演好正面人物，就不那么好办了。走自己的路罢！当美则美，当刺就刺。常说自己要作鼓手，擂鼓催春，尽力而为。90岁了还写诗明志：“应许味庐作鼓吹！”

董老的诗，有其独特的魅力。抗洪，大家都写，可他写的确实与众不同。“罡风吹落女娲石，恶云吞没羲和日。泛槎谁使决银河，飞流怒泻连天湿。”浪漫主义的奇光异采，使人眼前为之一亮。同一事件，只有他才这样写，当然就物以稀为贵了。何况这并非孤例。《祝嘏歌》的结尾：“笔立擎天五色披，纸裁玉宇白云堆。洋海深情和墨洒，大树民心戴德碑！”这样宏伟壮丽，大气磅礴，怎不叫人叹为观止。而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古风里，象这样的例证，有的是，确非绝无仅有。难怪有名诗人也为之心折，谦虚地说这样豪迈的诗，自己写不出来。而且肯定地讲：“这不是唱高调，而是格调确实高。”

2006年新晴诗词以《红楼梦》十二首咏菊诗为题，举办“重阳咏菊赛诗酒会”，这是重庆诗词界首开风气的壮举，七个诗社都热情参与，董老写了两套，24首，一举夺魁，评者称其“学富才高，功底深厚，文思敏捷，十二题紧扣题意，不枝不蔓，关锁有法。诗中有我却能淡我，故含蓄而意远。用典使事极尽发掘，能把握律诗重典雅之特色。”同时，还举出实例，如“嫩叶多蒙施雨露，初枝已解耐风霜”、“傲骨最难随俯仰，奇枝依旧任低昂”、“诗来淡处情方好，酒到酣时兴欲狂”、“朦胧夜月秋容淡，灿烂宵灯花海黄”等句“对仗工稳，情景交融”。又如结句“幽崖隐壑寻佳友，但问高标处士乡”、“相看谁会嫌陶醉，情到浓时劝一觞”、“晨昏把酒常相伴，胜似天涯各一方”等句“警策蕴籍，把主题思想引向高远”。风流典雅，又是一种风格。董老之笔真是丰富多彩。

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两翼齐飞，这在国内的确罕见。他独特的创造性，非常突出。在实践中“师古而不泥古”，实现了“若无新变，何以代雄”的既定目标。即使是评论之作，如《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读〈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感言》，等等，无不热情洋溢，文采斑斓，而又高屋建瓴，纵横捭阖，令人热血奋张，精神立振。因而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甚至有人当场为之感叹：“没有想到，文章还能够这样写！”其独特的行文风格，即使在其理论性的代表作《诗词之本与写作之道》中，依然洋洋洒洒，滚滚滔滔，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如何写诗？他回答得很干脆：“立足于今，切入于情，聚焦于意，审订于声。”如何写赋，他更是要言不烦：“出奇思，吐激情，敷文采，振金声。”印证他自己的全部作品，的确并非徒托空言。

在用韵方面；当全国诗词界都在为新韵旧韵争论不休时，他写出五言仄韵律诗《原韵》，共202韵，2020字，这可是容量特大、规模空前的鸿篇巨制。时人钟坚评为“在高、难、险上，超越了前人，今天还不见来者。”其中明确地宣告：“物贵自由身，诗崇真面目。”主张“蹙声蹙咏情，宽韵宽诗毂。”更提出了新的主张：“平仄通押，抑扬起伏；一韵到底，力避重复。”

看来是针对写赋说的，实际上他的有韵之作无不如此。他喜欢紧锣密鼓，甚至追求句句入韵，读起来上口成诵，音乐感特别强，这样声情并茂，自然更能够引人入胜。明明可以是散文的，只要有可能，他总要把它变成韵文来写，认为这样才是文学作品，才更容易打动人。象轰动一时的《馆庆花甲献辞》，就是明显的例证。最近写成的长篇古风《跃马追梦歌》，竟达1700字，几乎句句押韵，读起来酣畅淋漓，不禁眉飞色舞。笔力如此雄健，足以令人惊叹：“宝刀如此，董老不老！”

在用语方面：他以文言行文为主，但求达雅，不务艰深。有时还会活用口语新词，却能融洽无间，毫无生硬之感。甚至有时也会完全用白话文写赋，《五一口号颂》、《直辖十年颂》等都是成功之作，至今无人可及，真个是独步当今、举世无双！

《董味甘诗词歌赋选》是他全部创作精华的汇集，读其诗可以知其人。他是用传统诗词反映现代生活的践行者，描改革的风云，画前进的浪花，意与时代同节拍，情与人民共心声，“几可作《史诗》来读”（见该选集“内容简介”）。“风格豪迈，自成一家。”一部选集，即是明证。

说董老是传统诗词的全才，不一定恰当，诗词歌赋曲联，后两者在集中就很少出现，只是比起一般偏重诗词者而言，多了歌赋而已。说董老“才多为患”（原市中区党史办主任刘中一），“为患”倒不一定，才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同一题目，一般写到三首，已经很难得了。董老却可以多多益善。庆祝党建立九十周年，他就写了九首《沁园春》，庆祝香港回归，他以《警世钟》为题，写成《江城子》双调一十二首。17韵的古风体《手字歌》征和，他前后写了二十一首。最多的是奉和丹东扬友直先生的《辘轳八转》，七律六十四首。据说一般只是一转八首。他却量大而又质优，确实难能可贵。所以有人称他是“连珠弩”“八叉手”。应该说：视野的开阔，思路的活跃，素材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显示手段的灵活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应用，使得味庐之作分外让人青睐。即使是偶然尝试的回文之类，也是浑然天成，令人悦服。董老的高才，在这方面，的确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味庐《西江月》自题写生画像曰：“肩负一生风雨，帽遮两鬓星霜。惊人却是寿眉长，偏作飞扬情状。 坐拥清闲岁月，遥看巨变沧桑。悠悠思绪入苍茫，只待放声吟唱。”写生画像出自著名雕刻家、画家江碧波教授之手，“吟唱”的却是古典诗词，是董老退休之后致力于创作的情怀。凭借川大时期铸就的国学功底，董老创作传统诗词歌赋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其时，校友刘中一等诗友诗书往来、相互酬唱，成了董老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常人写诗填词，通常一两首，他却常常连篇累牍、尽其所能。替江碧波大师配画题词，董老单用《鹧鸪天》就写出360多首。屈趁斯先生手书条幅夸他“才情横溢笔如神，倚马鸿篇一瞬”。他的川大校友毛文、张述岷、陈恕推、万辰甫曾作《金缕曲 奉答味甘兄见寄》并书信，词曰：“不见吾兄久。锦城中，故人盛集，倍加怀旧。”书曰味庐之作“篇章之富赡，已令同侪惊佩。且以体裁而论，诗则五言七言、古风歌行、近体律绝；词则短至十六字、长达二百四十言，单调、双调，三叠、四段，令慢俱全：诗词之众体悉备。以题材内容而论，言情、叙事、抒怀、纪游，近至闺阃戏言，远则国计民生，包罗万象。其中不乏至情至性、感人至深之作。洵为同年之精英，吾侪之冠冕也。”

如果把董老的传统诗词创作仅仅看作对旧体诗词格律的套用，那真是大错特错了。董老的传统诗词创作有自成体系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理论。为保持自家特色，他本人常在室内踱步，低声唱诵，反复推敲，背诵修改。大有“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之专注与严谨。单是为江友樵九十冥寿画展撰文，前后总计修改即有八稿，时间跨度约大半年。所以，他的赋作他几乎都能背诵。而在孤独无助时，背诵自己的作品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董赋独特的风格，卓异的才华，满满的正能量，旺旺的时代感，浓浓的中国味，新新的传统腔。诵读之后，总能使人心情开朗，精神振奋。说味庐之作，让人喜闻乐见，应该是当之无愧。

令人感动的是他的乐善与好施。拒绝或者推开，他都做不出来。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长期以来，一贯如此。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辜负请求者的信任。组织上要他写，工作需要，当然得遵命行事。最多的就是重庆文史馆了。为此，他很感激，“不是这样，能写出这部选集来吗？”此外，就是文友们了，他虽然不善交游，来访者却不少，他很珍惜友情。以文会友，情谊可贵，他常说“人家看重你，才会找你，不能辜负知音。”

令人感动的正是他对写作的执着与坚韧。清闲或者轻松，他都无福消受。退休了，事儿更多了。老伴病残，需要护理，家庭采购员、炊事员、卫生员、——都由他一身兼任。写东西，只能忙里偷闲，苦的是往往要被临时事故打断，别看他反应快，是捷才，其实短短的诗词，他也很可能中断好几次。最苦的是眼睛，盯着电脑，总是模模糊糊的，辨认字形越来越难，可他还是要写。劝他放弃写作吗，他说老实话，“

老伴当然非照顾不可，但活着总不能只是照顾老伴罢，挤点时间调剂调剂，体脑结合，劳逸平均，有何不好！”或者笑着回答：“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再苦也要搞成甜的，这才叫懂味甘嘛！”

写了那么多，稿费呢？先前是没有稿费的，后来，也只有《钟云舫天下第一长联解读》得了三千元。反而是写赋收得多些，那也是后期的事了。但也有个规矩，只收单位的，不收个人的。还生怕收多了，晚节不保，文学院书记王于飞告诉他“不贵，的确不贵”，他才放心。

读得痴、教得累、写得苦，董老就是这样的“三书呆子”！“三书学人”！

《董味甘诗词歌赋选》出版之前，他的作品早已散见于各地报刊，并被收录于《全球汉诗三百家》《海岳弦歌集》《总设计师之歌》及《当代百家辞赋评注》等数以百计的各类专辑中。传统诗词界早对董老赞誉频加。或誉为“潘江陆海，才多为患”；或称其“味庐之才，汹涌澎湃”；或赞为“自然流畅，雅俗共赏”；或美其“诗多哲理，颇堪玩味”。作品流传日本、美国、新加坡等海外华人地区，无不赢得好评。

文伯伦先生曾在读罢董味甘《题大足石刻联》之后写下读后感，起笔曰：“和董味甘接触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地方感到意外，读他的诗，只以为他相貌清癯，谁知一见面竟是巍然健硕如许；听他的发言，只以为他才辨超人，谁知一读他的联竟是精雕细刻如许。”前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慧民教授则在书信中对善用古典诗词的味庐作品有极其现代的评论：“您的诗很美，有这些特点：题材宽。举凡国家大事，个人经历，均有所感应。从中可以窥见历史的走向，生活的轨迹。内容新。您写的是旧诗，旧的是形式，内容是新感受、新思想、新品味；或褒或贬，咏志抒怀，都是现代人的情愫；您爱憎分明，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淋漓痛快，足见味兄为人的正直和社会的责任感。感情真。无论赠友、寄内、咏史、美刺，都是有感而发，情真意切；尤为可贵的是，能以典雅质朴的文字，载高尚质朴的感情。不少精品，我已作了摘抄，爱在心底。”

董老前年搞的首发式，“贺九十人生，居然有我；庆一路同行，感谢有您。”本来打算借此宣告从此封笔的，谁知人情难却，事与愿违。近年来，董老依旧豪兴不减，继续挥毫写成《合川区公安赋》、《江友樵九十冥寿画展献辞》、《巴渝四皓书画展前言》、《陈家桥赋》、《沧州吟稿序》。《重庆八中新赋》，《龙溪赋》、《中国傩城赋》、《重庆火凤凰赋》等等。对其四卷本之外的新作，他已打算过两年出《董味甘诗词歌赋选续集》。这包括近年来的新作外，还打算收入此前选集未纳的《毛泽东诗词评议》等作品。

当董老自嘲为“三书呆子”时，其他老师却说他是“教学、科研、创作三丰收”。也许，这是对董老一生最简略的客观评价。

四、弘扬国学、淡泊名利

董老写书还有一类，也是古典诗词。但是为人作嫁，从校注的准确到赏析的精美，从品评的精辟到创作的精粹，都有其功夫独到之处，显露其精益求精的追求。除参与编写《唐宋元小令鉴赏词典》、《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鉴赏词典》外；更大的贡献要算参与《马鹤凌诗词选》和《连横诗词选注》的编写校注了。其中为巴渝文化张目的，集中在联圣钟云舫身上。在独力完成《钟云舫天下第一长联解读》后，又担任重庆市“十一五”重大科研项目《钟云舫及〈振振堂〉全集研究》学术顾问兼《联稿》课题负责人，主编《振振堂联稿（三）》，并合著《钟云舫联稿研究》。

要问董老为什么要写呢？那真是见义勇为。有人说重庆没文化，只有下里巴人，他不服气；有人说“蜀出相，巴出将”，他也不服气；当别人把某教授等主编的注释钟云舫长联的词典给他看时，他再也坐不住了，怎么能这样糟蹋圣人呢！于是挺身而出，开始参与了推介联圣的漫长而又艰苦的战斗征程。

那时，他刚退休不久，除了眼睛，身体还好。没有电脑，字得一个个地手写。他干起事来就有那么投入，往往废寝忘餐，夜以继日。耗时半年多，独立完成了《钟云舫天下第一长联解读》。后来竟也成了注释与研究联圣的市11-5科研重点项目的敲门砖。可身体当时就出情况了，右手右脚麻木不仁了，将养了半年多才好转起来。继续参与了两项重大科研活动。其中最艰巨的当属《振振堂联稿注释》一书，要对钟云舫毕生文集作系统整理、注释，工程浩大、费时费力。想想看，成书十二本，多的17个印张，少的6个印张，叠起来尺多厚！单是看一遍，就很不简单了。董老不仅担任全部书稿的审核定稿，还亲自完成第三卷《楹联》的注释。何况还要写研究文章！数年间，他起早贪黑，摸索着在电脑上打字，在书架上查找资料，全身心投入。甚至还病倒过两次，说起来，真有点拼命三郎的意味了。

前面已经提到，他还积极参加两岸文化交流，参与撰写《连横诗词选注》的审核定稿。此书经重庆市文委、国家出版总局、国台办三个单位批准，即将正式出版。这类书籍充分证明：他在国学领域的成就已经十分赫然。

如此狂热，究竟为何？董老回答得很平淡：“弘扬国学。”

这个回答，出语虽轻却掷地有声！

董老的行动和作品处处印证着这一回答。

先且看一篇董老朱笔审改的书稿：
上百万字的文稿到处是这样的朱笔批改，这要付出多少心血？往往一处纠错就要耗费大量时间去查证，而如此长达数年的审校工作在成书之后也都注定会悄然不见。因为，董老只是全书的顾问，没有人知道他的付出。他只在《振振堂联稿注释》一书分担的第三卷《楹联》中署名。但是，董老明明清楚这样的结果，他也心甘情愿地以全书“顾问”的身份负责全部书稿的审校修改，对董老连番如此慷慨的付出，前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康纲有特意安排，在总结会上，公开展出了董老朱笔批改的书稿。

由于他多次搞进医院，儿子劝阻他别干了。反过来，他还教训儿子，“为人不能太计较功利。我已经功成名就了，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眼睁睁看着国粹被埋没，我心疼！”

或许，他看到的只是钟云舫，只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深敬重以及对“巴渝无文化论”的回击。

国学渐行渐远渐无书之时，他在埋头发掘整理巴渝历史文化；别人还在为名利奋斗之时，他不惜奉献无私朱批，心甘情愿地作唱响巴渝文化的擂鼓手！

董老如此淡泊名利，是因为他一生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只要事情是有益的、有意义的，自己又能作、爱作的，那就坚决去作。其它不必多想。他享受的是作品完成后的快乐和满足。

读过董老《重庆赋》的人也许记得其中他对重庆民风的描绘：“俗习粗犷，气秉阳刚。食惯火锅，性同桂姜。人情直率，天生豪爽。忠而不疑，交重雅量；信而无谤，友能多谅。”这何尚不是董老自己的写照呢？

忽然想到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抱鸡婆，孺子牛，爱护下一代，其精神不是一致的么？

又想起他赠送一位老朋友的寿联：“蔼然仁者千秋寿，卓矣园丁百世师！”用在他自己身上，不也是非常恰当的么！

”
箫子 2017.10.28重阳之夜闹市蜗居初稿
2017-11-20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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