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初心印记——绍兴稽山中学在景宁》出版之际


周一农

虽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曾很认真地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据说，胡适也曾笑嘻嘻地揶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足见人们直面历史真相时的那种淡淡的无奈和尴尬。然而有一天，当突然面对回望乡愁的那份抹不去的感动以至澎湃时，你没准也会相信有些“由当代人打扮出来的小姑娘”是可以信任的，尽管那段历史的记忆已的确有些斑驳甚至恍惚了。

一
那是上个世纪抗战长河中，一段极为惨烈但又感人的记忆。
当时，面对日寇的铁蹄与破碎的山河，一批爱国志士们依然举起教育救国的大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渡与西迁办学。其中，既有由各大名校汇聚而成的联合大学，像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由北师大、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组成的西北联大以及由上海内撤学生组成的东南联合大学等；也有一些仅凭一校之力便独自完成西迁的，比如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等等。
在这股艰难的漂泊洪流中，自然也不乏中学师生虽弱小疲惫但却仍顽强不屈的身影。当时中学内迁的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学校领导组织师生携带设备举校搬迁的，像该书里的稽山中学就是在校长邵鸿书先生的带领下一路跋涉的。记得我在写一篇散文时，还专门去调查过他们当时的那一行：
那是1941年的4月17清晨，日寇乘夜幕包围了这个校园并试图让师生们投降，可大伙本着“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在邵鸿书校长带领下分别向南门和稽山门徒手突围。枪林弹雨中，4位同学当场殉难，10余位最后被俘。冲出包围到显圣寺的第二天，师生们便跟往常一样地升旗和弦诵。当时，邵校长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听来依旧振聋发聩：
只要还有最后一寸国土，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就要上好最后一堂课。
之后，为坚持办学，他们又从平水迁去武义，从武义移到宣平，最后从宣平再搬到景宁。可即便在这样的血雨腥风里，那年，他们的春季毕业会考还是全省第一。（周一农《稽中素》，载《寻味诗路》第37页，海豚出版社2022年版）
现在想来，今天稽中校园里那块宏阔的“卧薪尝胆”石碑里，也一定是融进了此次西迁的坚毅和胆识；据了解，绍兴的另一所中学，即当时的绍兴省立五中，也从另一条路出发加入了西迁的队伍。另一类呢，则是学校被迫停办，师生四散，为躲避奴役，自行流亡到内地寻求接纳；合并这两类来看，当时中学内迁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
平心而论，虽说绍兴也曾不止一次地见证过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南渡以及迁徙，比如第一次，是因为“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引发的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史上著名的“王谢家族”便是那会儿开始落脚的越州；第二次呢，是公元775年的那场“安史之乱”，这一次是大唐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当时洛阳和长安都先后陷落，所以，大量北方的文化和先进技术都南渡避难来了；第三次，是公元1126年的“靖康之乱”，这一回，连整个王朝都一并过来了，因为它，绍兴还一度成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后来，零零星星地，也还有朱家南明王朝的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等残喘举旗的一招半式；不过，无论涉面、触角，还是规模及深度，想来都远不及日寇侵华给咱们文化和教育带来的破坏和伤害，因此，当时那一场波及全国艰苦卓绝的迁徙与坚持，也注定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道独特风景。

二
有了这么一段不朽的存在，社会上涌现各种反映当时那道绝代风景的文学作品，自然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有的，甚至还引发过一段不小的阅读热潮。像李芳芳的电影《无问西东》，徐蓓的纪录片《我们的西南联大》和《九零后》，何兆武、齐邦媛的回忆录《上学记》及《巨流河》，小说主要有鹿桥的《未央歌》和宗璞的《野葫芦引》，此外，还有岳南的报告文学《南渡北归》及刘宜庆的《西南联大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都曾一度上过那些年份阅读的时尚榜单。
当然，未曾流行抑或正在整理的，那就更多了。这本《初心印记——绍兴稽山中学在景宁》也正是一本行进中的思念与怀想。虽说从“烽火岁月”、“薪火相筵”、“校董校友”、“仁通风采”、“诗词赋记”以及“美丽标溪”等的体例、行文以及图片看，它也属于一种回忆录和追忆似的文体，可无论当年跟随西迁就读预章的那几位校长、老师和学生，像邵鸿书先生和刘仁通先生等，还是今天立志传承的这些追慕者，比如“薪火相沿”一栏里的那十多位作者，平实文风的背后，都潜藏着一颗宁静平和的心及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因此，每回阅读他们的回忆或追忆，都能引发心里一波长长的感动。
现在想来，别说当年的长途跋涉与风餐露宿非一般生命所能承受之重，即便在抗战胜利80年后今天的这份和平岁月里，要重新回望捡起那一段早已碎片化的历史，同样也是一件特别需要情怀的事儿。而他们的目的则无非一个，那便是通过梳理和辨析历史，去更好地面向未来。用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

Karl Theodor Jaspers）的话来说更加明确：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越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58页，邹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当然，他最深入人心的话还是那句：“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用到稽中西迁这件事上，我觉得，那是一群灵魂唤醒了另一群灵魂。
三
如果放到更加深远的历史背景来仔细考察稽山中学西迁预章的整个过程，我们以为，大体可以包括这么三个阶段：
首先，当然是“教化”。教育的本质，说白了，就是通过文化扩散来以文化人，要是翻成英文，这有些接近于spread的意思。当年，拥有千年府学底蕴的稽山学子千里迢迢来到浙西南景宁的深山老林并坚守数年，那种文化的惊艳、冲击与辐射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有几件事情是可以作证的，比方说：
一、培养了一批像刘仁通先生这样的学子。我常在想，要是没有当时的这所学校，他们的青春生涯极可能是另一种写法。
二、影响了一所像景中这样的学校。虽说抗战胜利后稽中迁回了绍兴，却把中等教育的火种留下了。因为此前，景宁是没有中学的。有些稽中教过书的留在景中继续任教，也有稽中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了景中的老师。
三、催生了一批像主编潘作仁这样的后世学者。他一再告诉我，作为预章人，他的文化启蒙、甚至意志培养都是在稽山中学走后长辈们的各种故事中陶冶完成的。
这些也都该是文化的力量和自信吧？
接下来，便该是“互化”、“对话”或“对化”了。说到意思，它有些相当于communicate。客观地看，当一种文化影响人家的时候，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在被熏陶之中。记得我的朋友、也是原稽山中学的书记金华定常说这么一句话：
稽中有预章人的向往，豫章则有稽中人的根脉。
是啊，这些年来，稽中的师生们一直谨记着预章的那段岁月，更不敢忘支撑他们的胆剑精神，所以，不仅在校园文化读本里详细记叙了当时的过程与艰辛，还把预章首选为学校的德育基地，定期让学生们回访和研学，自觉接受来自山水、历史以及乡愁的感染。许多学生都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有的，还由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与目标。其实，只要精神不灭，它的文化就永远不会消散。
时间一长，还将会是“演化”。也就是说，你闹不明白究竟是谁“化”了谁。这便挺接近evolution了。根据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Clausius）和法国物理学家萨迪·卡诺(Sadi Carnot)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任何物理系统在外界不向其输送能量的情况下，熵只能增加或者不变，不会主动减小。在分散孤立的系统内，分子的热运动总是会从原来集中、有序的排列状态逐渐趋向、混乱的无序状态，系统从有序向无序的自发过程中，熵总是在增加。
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系统会从有序走向无序。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生命系统。英国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称之为“时间之箭”，而用佛教的话来说便是“一切都会归于虚无” 。
就像一幢新房子没人住，它照样会脏、会破、会塌，而且没准更快，历史文化现象估计也差不多，要是没人经常去整理、温习、擦亮和传播，伴随当事人一一退出历史舞台，它一样也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初心印记——绍兴稽山中学在景宁》的策划、写作与编撰便显得十分有价值和意义了。

或许因为与该文集中的部分编著者非同一般的情缘，这些年来，我一直有机会尾随在这道独特风景的边上，不仅目睹了稽中师生对这一段史实的珍视与守望，为实地考察当年抗战西迁的情景，甚至亲身领略过标溪预章山川、人情的清秀与淳朴，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追寻，还找到了向先贤们致敬的路径。所以，当潘主编让我为这本由当代人追忆构筑的那段不该忘怀的沧桑作序时，我欣然从命，并以同样虔诚的心情钦佩这种敬畏历史、不忘乡愁的态度和行为。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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